日前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、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發表《中國企業公民報告（2009）》藍皮書公開指出：目前我國工業企業仍是環境污染主要源頭，約占總污染比重的70%。

從2005年開始刮起“環評風暴”至今，國家環境保護部（下稱“環保部”）一直處于極其尷尬的境地。部分項目“未批先建”、部分項目“高調叫停低調開工”、很多地方項目“從未上報”以及地方保護造成“生米熟飯”等問題常常讓環保部面臨壓力。

此前，環保部部長周生賢也曾在智庫會議上對外界表示：“從發展階段上看，我國正處在工業化、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，不可能用停止發展的方式來保護環境，但也絕不寬容污染。”

司法專家吳學安指出，到目前為止，中國還沒有一個成熟的環境成本控制體系，經濟發展如何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下對環境成本進行控制，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。考量經濟發展的成果，不能再忽略環境成本。中國經濟在發展進程中正“背負”著一個巨大的環境代價，而巨額的環境成本賬又讓經濟發展成果大打了折扣。國家征收環境稅，對于企業來說，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必須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與義務。只有明確地將環境成本列入企業經濟活動的成本核算中，才能真正使得企業對環境負責。

目前，環保部以提高環境準入門檻作為主要手段，對后續企業加以嚴格控制。據悉，2008年，環保部提高了電力、鋼鐵和石化等13個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建設項目的環境準入條件，對不符合環境容量要求、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建設項目，一律不批。據統計，2008年，環保部對投資總額達4737億元的156個“兩高一資”項目不予受理、審批或暫緩審批。

但是，環境保護的被動局面仍未見扭轉。

盡管如此，周生賢還是認為，中國的確是在環保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并且設定了“三個轉變”。他認為，應該把應對金融危機看作是調整產業結構、轉變發展方式、推進環境保護、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要機遇。

今年以來，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，“綠色經濟”、“新能源”兩個名詞迅速竄紅大江南北。前者是指環保、節能的經濟模式，后者是清潔、環保的能源產業。

記者從相關部門獲悉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“十一五”規劃綱要中明確下達了單位GDP能耗下降20%、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10%的約束性指標，這些指標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轉型的重要內涵。

“政府主導的綠色經濟對落后產業的替代效應十分明顯。”環保部內部人士表示，除政策引導外，自2008年起，國家先后開始推動綠色信貸、綠色保險、綠色貿易、綠色稅收等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和深化，減輕了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。

據了解，綠色信貸旨在釜底抽薪，給環保不合格的企業“斷糧”，而綠色保險、綠色貿易、綠色稅收則旨在通過經濟杠桿，逐步“絞殺”非環保企業及產品。

然而，企業與外部環境的關系，遠不是法律層面和經濟政策層面能夠*覆蓋的。華瀾咨詢咨詢顧問畢叢楊表示：“法律僅僅是底線，能否真正與外部環境達成良性關系，這其中還涉及到企業對社會責任的理解和執行能力。”

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、行業監測協調局局長朱宏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：“解決企業與環境的問題，企業社會責任將成為關鍵點?，F代企業發展更加注重與外部環境的互動，這種透明化的企業經營發展、溝通方法，將直接提升各方對企業發展的信心與信任，使企業通過公開化的自我承諾與約束，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水平的提高與可持續發展。”

對于企業關心的環境保護是否會增加成本的問題，報喜鳥[13.59 0.30%]集團的董事長吳志澤給予了這樣的回答：“環境是公共利益，任何一個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企業，都想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生存。環境保護只會改善企業生存環境，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。”

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表示，中國紡織協會在數百家企業中進行了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推廣，社會、經濟效益均很明顯。“全行業的改善也提高了中國企業的整體形象，綜合效益甚至超過了預期。”

據了解，不僅紡織行業，國資委企業、上市公司、金融企業，也將遵循監管部門的意見，在今年*社會責任報告。我國環境改善阻力重重的局面，或將因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普及而獲得突破。